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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1年，大清国与日本国经由友好协商，宣布“建交”——双方签订《中日修好条规》。凭据这个条约，中日开始互派使节、通商商业。照理说，两国应该今后和谐相处才对，怎么却一直龃龉不停、最终兵戎相见？从中日这次“建交”，到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，这23年时间内，中日之间到底发生了哪些影响邦交的重大事件？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主动要求“建交”1870年9月，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。
刚刚到任，便有一拨日本人要来造访。日本派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率领的特使团来华，寻求建设通商及外交关系。此时日本已经开始明治维新，国力蓬勃生长，李鸿章对日本准备采购西方战船和新式火炮很感兴趣，于是同意晤面。
9月4日，柳原一行在天津谒见了李鸿章，双方相谈甚欢。李鸿章柳原前光，他的妹妹是大正天皇的生母。第二天，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，建议清廷与日本建交、通商，增强双方团结，以阻止日本倒向西方国家。
清廷同意了他的意见。1871年6月，日本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“钦差全权大臣”，携带明治天皇的国书来到中国。
9月13日，李鸿章和伊达宗城划分代表中日两国签署了《中日修好条规》《中日通商章程》。从内容看，这完全是平等友好、互惠相助的条约。
伊达宗城根据常理来说，既然是双方平等自愿签约，应该可以“和谐友好”地相处下去了吧，可是从厥后的历史生长来看，日本主动靠近中国的“示好”体现，其目的似乎并不“单纯”。所以，无辜的近代中国，似乎注定要与日本成为一对冤家。刚刚建交不久，在中国台岛便发生了“琉球渔民被杀事件”，此事最终引发了日本对台的首次武力侵犯。琉球渔民被杀事件1871年10月15日（此时距《中日修好条规》的签署才刚刚一个月），一艘琉球渔船因为遭遇台风，漂流到了中国台岛南端，船上有54人被当地土著住民杀死。
琉球王国曾经恒久向中、日两国朝贡，且一直使用中国明清两代天子的年号，但日本却视琉球为自己独占的属国，因此在上述事件发生后，日本很快派员赴北京，与大清国谈判，双方闹得很不愉快。就在两国为了此事争论不休时，日本悄悄加速了吞并琉球的程序。琉球今图第二年（1872年）10月，日本强行宣布改琉球国为“琉球藩”，封爵琉球国王尚泰为“琉球藩王”，之后又将琉球群岛划归了日本的冲绳县和鹿儿岛县。
琉球不满日本的蛮横行径，开始向大清国求援。大清国由于自身内外交困，无力兴兵掩护琉球，只得重复与日本谈判、抗议日本单独攻克琉球，但日本却置之不理。
琉球一事只能弃捐。就这样，刚刚建交不久，大清与日本的关系便被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日本首次侵台、吞并琉球就在日本宣布吞并琉球后不久，中国台岛又发生了“小田县民事件”。
1873年，日本小田县民4人漂流到中国台岛，自称遭到当地土著人的抢劫、毁船和荼毒。虽然这4人最终被妥善送回日本，但却成为了日本向大清国举事的另一个理由。日本向大清国提出谈判，以“琉球渔民”和“小田县民”这些涉台事件为捏词，重复投诉中国台岛原住民的所谓“暴行”。
在重复聒噪之下，总理衙门的值班仕宦无计可施，索性回复称：“生番不平王化……问罪与否，听凭贵国处置惩罚”。这下便让日本人抓到了发兵的捏词。1874年5月，日本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三千多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，从长崎出发，登陆中国台岛“兴问罪之师”，后遭到当地牡丹社原住民的猛烈反抗。
这即是“牡丹社事件”。西乡从道，他手中拿的是中国台岛舆图牡丹社乡民顽强反抗日军，凭借石门天险予敌重创，图为日本人所绘的进攻图厥后，日军中发作热病，而清廷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，威慑日军。日军出师倒霉，只好同意与清廷谈判。
中日双方在1874年10月于北京签订《中日北京专条》，今后日本撤兵，清廷则在台岛增强了海防。沈葆桢。晚清重臣，林则徐的二女婿，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因为英美等国干预干与，该条约内容的表述迷糊其辞，竟然把琉球渔民的遇害表述成是日方的“国民遇害”，把日军侵略中国台岛说成是“保民义举”。这就即是是间接认可了琉球是日本的领土。另外，大清国需支付日军50万两白银——10万两为遇害渔民的抚恤费，40万两充做大清国回购日军“修道、建房”的用度。
条约签订后，日本从中国台岛撤兵，大清国则“破财消灾”。奋勇反抗日本侵略的台岛高山族原住民双方这次妥协，虽然让日本侵占中国台岛的计划落空，但却即是是默认了日本独霸琉球的事实。1875年，日本强行下令琉球停止向大清国朝贡，中断了中琉之间的宗藩关系。
清廷还是只抗议、不兴兵。在大清国的再三纵容之下，到1879年，日本爽性破除了“琉球藩”，改为“冲绳县”，琉球王族成员也被全部挟持到东京软禁，琉球史书停止编撰。
至此，琉球国彻底死亡。中日“半岛之争”除了掌控琉球之外 ，日本还将魔爪伸向了大清国最重要的属国——朝xian国。1875年，日本派军舰开进汉江入海口外，制造“江华岛事件”，并于第二年强迫半岛的李氏政权签订了《江华条约》，就此打开了半岛国门。日军制造“江华岛事件”图今后，日本势力开始渗入半岛，再加上朝国统治阶级的腐朽，导致民怨沸腾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
1882年7月，朝国发生“壬午叛乱”。事情发生后，清政府派兵镇压，很快便平息了叛乱。
可是因为有十多名日本人在叛乱中被杀、公使馆被烧毁，导致日本政府强烈反弹，准备派雄师进攻朝国。迫于清军压力，日本最终暂停派遣军队入朝，改为向朝国施压。经由重复谈判，日本欺压朝国签订了《济物浦条约》（又称《仁川条约》），日本获得了一系列权益，因此罢兵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条约赋予日本在汉城少量驻兵的特权，这便为以后中日两国争夺半岛的宗主国特权埋下了隐患。壬午叛乱图两年以后，朝国又发作了“甲申政变”。1884年12月，以金玉均为首的、受日本人资助的朝国开化党人，借中法战争发作之机，谋害亲清的守旧派大臣，挟持国王李熙，企图领导朝国脱离清政府控制，革新内政外交，建设亲日政权。
袁世凯率领驻朝清军攻打叛军，迅速镇压了这次政变，竣事了开化党的“三日天下”。平息政变的战斗中，一些混进叛军中的日本士兵被杀，而汉城也发作了排日风潮。
政变平息后，日本卷土重来，以武力勒索朝国，于1885年1月同朝国签订《汉城条约》，索取了谢罪、赔款、惩凶、增兵等特权。开化党人不仅如此，并不甘愿宁可失败的日本政府，再次找上大清国举行谈判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双方于1885年4月18日告竣协议，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代表中日两国签订《中日天津集会专条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1、 中日两国同时从半岛半岛撤兵；2、 两国均不要再派员到半岛充当军事教官；3、 半岛若有事故或者重大事件，清、日两国如果某一方需要派兵入朝时，应先发文通知对方。
从字面上看，这些内容对双方都很“公正”，但实际上清廷吃了大亏。按理说，大清国是朝国的宗主国，清军入朝、增兵、撤兵等军事行动，原本不需要跟日本商定，也不需要通知日本方面。
而且清廷此前在朝一直有驻军，现在突然全部撤走，这显着是一种对日妥协。大清国稀里糊涂签了这个条约，即是是放弃了在半岛的宗主国特权。如果深究，只能将原因归纳为大清国的所谓“大国气度”，不与日本蕞尔小国计算，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。可是实际上，大清国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。
这种退让、懦弱的态度，为厥后清军的被动挨打埋下了伏笔。长崎械斗事件这件事发生在日本本土内，所以值得写一写。1886年8月（清光绪十二年），大清国北洋水师的四艘军舰停靠日本长崎，一边增补给养、小修小补，顺便也是向日本“炫耀”一下大清国的新式军舰。其时赴长崎的“镇远”号铁甲舰8月13日，军舰入港，几名清朝水兵上岸购物游玩（另一说是水兵狎ji生事），与日本警员发生冲突。
一名警员被刺成重伤，一名中国水兵受轻伤，后遭逮捕。第一天的冲突并未引起中方重视，直到两天后的大规模械斗。
两天后，李鸿章授意全舰队团体休整，四百多水兵放假一天，可以上岸自由旅行。上岸前，舰队领队丁汝昌严令士兵不能携带刀械，导致清军水兵在冲突中处于倒霉职位。由于上一次的冲突还未平息，再次上岸的清国水兵被日本警员盯梢，双方在长崎市区发作大规模械斗。
众水兵被数百名警员支解困绕，再加上街边市民投掷石块攻击，水兵死伤惨重。长崎事件事后统计，清国水兵方面有5人死亡、5人失踪（一说是10人死亡）、44人受伤。日本警员被打死1人（一说2人，另一说5人），30人受伤，而长崎市民也有多人受伤。
事后双方也是闹得不行开交。大清水兵还将军舰上的炮衣褪下，进入临战状态，大有炸平长崎的态势，而其时的日本水师才刚刚起步，面临大清国的“坚船利炮”，日方马上失去了脾气。经由英、德等国公使调停，中日双方终于告竣息争，各向对方死伤者赔偿抚恤金。大清国赔偿日本15500元，日本赔付大清国52500元，而长崎医院的所有医疗抢救用度2700元则由日方负担。
在长崎事件中，因为日本赔付较清廷更多，所以有看法认为这是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的首次外交胜利。可是笔者认为，这起事件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一些很恶劣的影响。
其时的长崎港首先是刺激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愤恨。已往两国的一些外交纠纷，都还只是停留在军政高层之间，而这件事发生在日本领土上，许多日本民众亲眼眼见，自然便滋生了浓重的反华情绪。另外在此事发生前，日本水师尚处于起步阶段，而此事一出，直接刺激了日本建设近代水师的刻意，加速了扩军备战的程序。
今后几年，日本每年的军费支出都占到了财政总支出的近12%。几年以后，日本水师的实力就逾越了北洋水师。
除此之外，大清国的电报密码还在这起事件中遭到日本方面的破译。甲午战争时，日方借此掌控了清军的行动部署，导致中方发生重大损失。日本扩军备战，努力呐喊开战我们把眼光再次拉回到朝国半岛上。
前文说过，日本在朝国“壬辰叛乱”和“甲申政变”中都落了下风，因此对清廷十分敌视，海内“与清国开战”的论调也甚嚣尘上。为了落实“大陆政策”，日本决意与中国争夺对朝国半岛的控制权（另外也是为了防范沙俄在远东的扩张），遂开始努力扩军备战。
1887年，日本顾问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制定了一个侵略中国的“蓝图”——《清国征讨策》，并提出：“以五年为准备之期，然后待可乘之机而攻击之”。小川又次，日本陆军磨刀待战的提倡者，影响日本陆军几十年的战略家。
与此同时，顾问本部水师部人员和所属舰队军官，还划分制定了对中国作战的六个方案。以伊藤博文为首的“缓进派”担忧俄国攻其不备，因此主张过十年“看中国情形再行管理”，但仍然坚持主张“速节冗费，多建铁路，赶添水师”，随时准备投入战争。
伊藤博文，明治九元老之一，日本第一任首相、枢密院议长、贵族院院长，首任韩国统监日本陆军代表人物、曾经两度担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则是“激进派”的代表，他在1890年作《外交政略论》，果然宣称日本领土为“主权线”，而中、朝等相近国家的疆土是日本的“利益线”。山县有朋1892年，日本自由党总裁板垣退助抛出《殖民论》，认为日本“人口过剩”，应该像西方列强一样，向外洋扩张殖民地，而且“日本决不能落伍”。
1893年，日本建立了以榎本武扬为会长的“殖民协会”（榎本武扬此前曾经担任文部大臣，并于1882~1885年担任过日本驻清公使）。1894年7月，就在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前夕，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竟然绝不掩饰地说：”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对海内的现状不满中转移出来，我们宁愿接待反华战争。
”甲午战前，日本顾问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不停向中国派出特工，甚至在1893年4月，他还亲自出马，以旅游为名，到朝国和中国举行了三个月的实地勘探，搜集了大量的情报。每当被邀请列席日本内阁集会时，川上操六都主张要向中国开战。川上操六除了日本的军阀、权要在努力备战外，日本思想界也刮起一阵宣扬侵略扩张的旋风。
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政论家福泽谕吉多次撰文，强烈主张日本攻占朝国和中国，并展望了侵略战争的“辉煌前景”：“侵占朝国；吞并中国台岛、占领东北三省、将日本国旗插上北京城头……”不仅如此，他还尽力怂恿明治天皇御驾亲征。日本最高面额纸币——“万元大钞”上的肖像人物，即是福泽谕吉可以说，日本的“大陆政策”，经由19世纪六十年月的萌芽、提出，七十年月的酝酿、定型，再到八十年月的积累、实验，进入九十年月后，各方面都已成熟，到1894年前后，这种摩拳擦掌的扩张欲望，已经出现出不行停止的态势。
金玉均之死与遣送回国就在日本摩拳擦掌、即将发动侵略战争之时，又发生了金玉均被杀的事件。前文曾述及“甲申政变”，提到金玉均事败之后，率朝国开化党主干追随日本公使逃出半岛，流亡日本。
与此同时，开化党在朝势力被清洗，闵妃团体重掌政权，随后派出杀手潜入日本，企图谋害金玉均。金玉均政变前后，日本人对开化党人举行了鼎力相助。金玉均逃亡后，日本政府还妥善掩护，以躲避朝国刺客的追杀。
在外洋流亡近十年后，金玉均身心俱疲，转而希望与清政府互助，欲借大清国之力推进朝国的革新。1894年3月，闵妃派出的刺客洪钟宇，以5000元资金作为诱饵，诱使金玉均赴上海与清国高官李经方会晤。
（李经方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，过继给李鸿章为宗子，此前李经方曾经担任清国驻日公使。）3月28日，在上海美国租界的一间日本旅馆内，金玉均被谋害，身中3弹。当天薄暮，租界警员将嫌犯洪钟宇抓获。
金玉均遭刺杀身亡（绘图）根据大清国律例，死者尸体应该有人领取。其时清国上海衙门原来已经做好摆设，同意日本人北原延次将金氏遗体带回日本埋葬。可是不意，当朝国闵妃团体得知金玉均被杀后，立刻联系李鸿章，请求将洪钟宇和金氏遗体一并交给朝国处置惩罚。李鸿章同意了朝国的请求，先是要求租界警署将洪钟宇和金氏遗体引渡给清政府，然后又转交给朝国方面。
因为其时没有去朝国的船只，清廷上海衙门还禀告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，在刘的批准下，派军舰“威靖”号专程将洪钟宇和金氏遗体送回朝国。4月金氏遗体被送至朝国后，朝国宫廷对其凌迟、曝尸，又将金氏的家族三代和政变同党一律处斩。杀手洪钟宇则被授官。金玉均遗体被剖析，头颅挂在三脚架下，三脚架上挂一面幡旗，上写“犯上作乱玉均”，曝尸三日需要重点指出的是，对于金玉均被谋害和引渡回国的全历程，日本人感应十分愤慨，对大清国和朝国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。
5月20日，日本友人会为金玉均在东京浅草寺举行约两千人到场的葬礼，众议院犬养毅等社会名士指责清政府，认为将金氏遗体押回朝国是对日本帝国的极大侮辱，要求日本政府对清国接纳抨击措施。葬礼越日，日本民间玄洋社成员约见外务大臣陆奥宗光，请求政府对清国宣战，以雪羞耻。日本海内反清、反朝的呼声高涨，“征韩论”“征清论”开始在新闻媒体上连篇累牍地放肆渲染，而日本政府与社会民间舆论保持了同样的态度。不行否认的是，金玉均被谋害和遗体被引渡回国的事件，逐渐演酿成日本挑战大清国的另一个情绪化因素，加剧了朝国半岛的紧张局势。
可以说，此时的日本，从上到下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，距离引爆只差一根引线了。很快，这根引线就泛起了。东学党起义，中日兵戎相见1894年1月11日，朝国半岛再次发作动乱，这即是东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“东学党起义”。这场“反帝反封建”性质的农民起义，发作之后迅速出现燎原之势，很快攻陷了多座城池，让半岛王朝大为恐慌，只好向清政府驻朝代表袁世凯乞援：“电恳北洋大臣，酌遣数队，速来代剿”。
袁世凯收到乞援书后，电禀李鸿章。李鸿章则在上奏清廷后，拍板将自己的淮军派往朝国半岛。
东学党起义，起初声势浩荡凭据前文提到的1885年清、日两国签署的《中日天津集会专条》，两国都先后派兵到了朝国，而且都在事先通知了对方。可是，两国派兵的理由却相差悬殊。清朝派兵，是应朝国李氏政权的请求，赴朝镇压起义军、平定动乱的。而日本派兵入朝的理由则是：掩护在朝境内的日本侨民。
固然，半岛内其时确有不少的日本侨民，可是日本派的兵越来越多，到6月底，日本在朝陆军已达万人，停泊在釜山、仁川口岸的军舰多达8艘。与之相对的是，清军派来的陆军不不到4000人，军舰只有“济远”“平远”“扬威”“操江”这4艘主力舰。
(其余的运兵船为没有攻击力的商船。)1894年7月19日，日本团结舰队集结在半岛吴军港，随时准备发动攻击清军走到半路（还没到平壤），东学党起义军却与朝国宫廷告竣了双向协议，双方一妥协，起义军就地遣散了。
既然起义平息了，李鸿章则准备遵循“老例”，让赴朝清军于牙山集结后回国，同时令常驻汉城的袁世凯“催日本同时撤兵”。日本当初急于发兵，本就没有获得朝国的请求，所谓“掩护侨民”，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东学党起义平息后，日本兵仍然赖着不走。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后，东学党农民军再度蜂起，抗击日军，1894年12月底失败，图为起义首领全琫准被捕日本军队不仅赖着不走，还不停增兵。在此期间，主持日本军务的川上操六，与支持外交的陆奥宗光则一起奋力宣扬战争：“使用发兵之机，导致日清两国开战！”此时的半岛形势，开始剑拔弩张。
李鸿章再一次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。他和他的淮军将士们，将要为这种“低估”支付凄惨的价格。整个大清国，都要为这次“低估”支付凄惨的价格。
7月23日破晓，日本派兵进入汉城，攻占朝国王宫，挟制国王李熙，建设了亲日傀儡政府。25日，该政府在日本唆使下破除同清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，并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。
今后，日本开始对中国不宣而战。7月25日，当中国运兵船护航舰济远、广乙从牙山鱼贯出口准备返回中国时，遭到日本舰队突然袭击，均受重创。与此同时，日舰又击沉了中国租用的运兵船——英国商船“高升”号，导致800多人殉难。
“高升”号匆匆应战，但宁死不降，终被炸沉于海底8月1日，中日两国同时公布宣战书，影响两国国运的甲午战争正式打响！教训甲午战争的详细历程我不再赘述，众所周知的是，大清国一败再败，终于割地赔款，进一步衰落下去。而日本却借此战实力大增，一跃成为东亚头号强国，继吞并琉球和侵占中国台岛之后，又逐步蚕食了朝国半岛。中日双方从1871年“建交”逐渐走向了战争，区区23年时间，清政府从当初藐视日本“蕞尔小国”，到妥协退让，再到被打得满地找牙、割地赔款。此中教训，不行谓不深刻。
不能不说，在政治交锋与战争浴血的背后，有更多的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——落伍腐朽的君主专制政体、天朝上国的自满心态、危机意识的极端缺乏，是导致晚清走向衰落、辱于日本、败于列强，并最终瓦解的重要原因。而当我们再次回望这段历史，也充满了满腔的悲愤和懊恼。
悲愤于近代日本的咄咄逼人，懊恼于晚清国势的日渐衰微。“秦人不暇自哀，尔后人哀之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的警示虽成老调，但简直有重复重提的须要。
（全文完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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